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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为2026中关村论坛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研讨会现场华夏时报记者 何一华 李未来 北京报道
“近期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，对国内来说影响有限，但是欧洲有着切身体会，居民电价上涨了三倍。很多欧洲的企业都外迁了，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源价格的上升。”3月28日，2026中关村论坛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研讨会上，挪威皇家科学院院士杨涛表示。
随着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上升，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稳定再度成为各国关注焦点。中国新能源产业凭借完备产业链、技术优势与规模化布局，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，为保障能源安全、推动全球绿色转型注入重要动力。
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秦海岩在会上指出，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拥有巨大的技术先进性和产业优势，我们有能力将这种解决方案推向全球，让世界各国都能利用身边的风能、太阳能，走上一条能源安全、能源独立、可持续发展的清洁之路。
绿色燃料空间广阔
杨涛认为，全球能源安全的定义已从稳定供应转向自主可控。地缘冲突导致能源价格剧烈波动，甚至出现卡脖子风险，欧洲能源危机便是例证。“企业最需要可预测性，价格波动的风险远大于高价本身，绿色燃料正是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。”
所谓绿色燃料，并非单一品种，而是以绿氢、绿氨、绿色甲醇为核心，覆盖可持续航空燃料（SAF）、生物沼气等的燃料大家族。与传统化石能源不同，绿色燃料具有低碳、可持续的特征，并且能直接应用于重工业、远洋航运、长途重载运输等难以实现全面电气化的领域，是能源绿色转型的非电答案。
此前，绿色燃料因仅聚焦减碳、缺乏刚性支撑而推进缓慢，地缘冲突使其从环保选项升级为战略刚需。杨涛指出：欧洲因油气高度依赖，加速布局生物柴油、生物甲醇；巴西依托丰富生物质资源，实现汽油中20%生物乙醇掺混，转型起步时绿色能源占比达六七成，与中国起步时煤炭占比70%的结构形成鲜明对比。
芬兰一家传统炼油企业的案例印证了绿色燃料的商业潜力：其聚焦航空合成燃料（SAF），回收中国地沟油为原料实现快速崛起，已接近世界五百强门槛。国内布局也在提速，泰国正大集团在福建签约的百万吨级绿色甲醇项目，实现从十万吨级到百万吨级的跨越，标志着中国绿色燃料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。
杨涛也直面成本瓶颈问题，绿色燃料的核心成本在于绿氢，当前绿氢价格偏高，制约了相关产业的规模化推进。他表示，“十五五”期间国家将重点推进绿氢产业发展，带动电力、储能领域协同升级，届时绿氢成本有望大幅下降，为产业发展扫清障碍。
谈及未来，杨涛表示，地缘冲突倒逼、技术突破、政策支持三重因素叠加，让绿色燃料成为不确定格局中最确定的方向。“在现在非常不确定的地缘政治的情况下，绿色燃料是非常确定的发展方向，在这个赛道上布局将来的回报肯定会非常丰厚。”
能源转型新征程
历史上来看，能源转型历经三轮迭代：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推动第一轮转型，核心是保障供应安全；近二三十年以减碳为核心的第二轮转型成效不及预期；当前第三轮转型以保障能源贸易安全为核心，地缘冲突推动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。
可再生能源转型路径清晰，核心是终端用能电气化和电力来源清洁化。终端电气化体现在交通、工业、生活多领域——电动车替代燃油车、电炉替代燃煤炉、电气化厨具普及；而电力来源清洁化是前提，否则转型便失去意义。
经过30年努力，中国可再生能源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。秦海岩回忆，上世纪90年代末风电电价超1元/度、光伏电价超2元/度，2009年光伏每瓦投资20元；如今新疆、内蒙风电电价低至0.15—0.2元/度，河南等地区约0.3元/度，低于火电，光伏每瓦投资降至5元，技术与成本均实现突破。
这一突破源于中国将资源禀赋劣势转化为技术制造优势。传统能源时代，中国贫油少气多煤，处于被动地位；而可再生能源时代，技术与制造能力成为关键，中国风电、光伏装机规模达18亿千瓦，占全球一半以上，光伏80%、风电70%的全球产能集中在中国，技术水平全球领先。
未来一年，秦海岩将发展重点总结为协同发展与技术突破。一方面，通过“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区域经济发展（ROD）”理念，将能源消耗密集型产业从东部转移至西部风光资源丰富地区，实现资源与产业匹配；另一方面，聚焦氢氨醇合成，利用每年几十亿吨农林废弃物，与电解水制氢合成10亿吨甲醇，相当于5亿吨原油，替代部分进口，实现能源自主。
秦海岩总结，过去30年中国破解了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瓶颈，如今选择可再生能源，既因清洁，更因便宜、可控、可持续。中国的技术与产业优势，不仅能保障自身能源安全，更能向全球输出解决方案，助力各国实现能源独立与可持续发展。
责任编辑：李未来 主编：张豫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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